【译】宝琳·凯尔评《坏伙伴》/Pauline Kael on Bad Company（1972）
By Pauline Kael
译：大壮
《坏伙伴》是一部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嬉皮流浪剧，一伙骗子孤儿和一个离家出走者结伴西行，并遭遇了各式各样的恶棍歹徒和杀人犯。电影剧本是由罗伯特·本顿（Robert Benton）和大卫·纽曼（David Newman）合作的，这对杂志撰稿合作者还写过《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 1967）和《大逃狱》（There Was a Crooked Man… 1970）。本顿同时执导了本片，在没有其他人的干涉下，本顿和纽曼的才华得以更好发挥。他们如此乐观并执意于是非不分，他们缺乏才华（在我看才华是一种恩赐，聪明有创造性的编剧不在乎，同时愚蠢的家伙却太由着它来）。本顿和纽曼会想方设法的讨好观众，自信的缺失毁了他们。由于不温不火和缺失方向的执导，以及在概念层面上除了对本顿和纽曼本人的钦佩外无法让观众产生有效的联想，本该是一部辉煌的作品沦为了平庸。简而言之，弄巧成拙。
说句公道话，不该有的浪费真的令人发指：剧作创作中真的才华易逝，本顿和纽曼有一点自己的风格化的东西，也有灵光一现的东西。他们的幽默往往是老西部酒吧段子的缩写版：关于诸如不称职的枪手、暴脾气的孩子、疯狂又难以置信的事故等可怕的趣事。作者们在这个我们共存的粗糙的美洲上发现了他们滑稽的恐怖，以及在美国文化异形中的尖刺的伤感-邦尼·帕克对小指头的敬慕，这些野孩子从未对家-能在那里听听《简爱》的阅读或决定哪间房间作为客厅的地方有过概念。作者那滑稽的悲喜剧基调相当个人化，但除非这基调能带来执信，除非它化腐朽为神奇，否则便滑入一次性的噱头中，或者更糟。阿瑟·佩恩（Arthur Penn）能提供让我们关心邦尼和克莱德的情感深度，然而约瑟夫·曼凯维奇的《大逃狱》则充斥着深重的犬儒主义，这加剧并恶化了其浮夸的非道德论，那部影片差劲到令人发指。本片有一个贫乏、缓慢的开始，却从未孵化出来，却有着折磨人的特点-欠缺或被压制的情绪以及为了闲散的基调而被踩扁的厚重感。
《坏伙伴》的剧本看着似乎卖座，但在片子中你几乎可以“读”出它们来。缺少导演显隐的艺术，小把戏随处可见。你坐在无聊的黄褐色的秋天的大西部（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对堪萨斯的黄褐色调加上顶部灯光再现了《教父》（The Godfather 1972）的感觉）前聆听那有力的驳斥，注意那剧情元素为何如此贯插的。你能感知剧本的炫技，但展现在屏幕上的却是绘图一般般毫无生气。假使本顿对本片的导演仅仅限于对话和情节，《坏伙伴》可能仍会因为玩弄小聪明而遭遇商业失败，但可能会使其跨入到《战胜恶魔》（Beat the Devil 1953）那类的冷门经典系列中，那部电影就懂得辨分并利用虚实。当《坏伙伴》玩弄恶心-一个兔子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被剥皮和清理，同时我们听着那污秽的内脏掏出的声响-时，我们知道这片子就是在故意耍我们，但多数时间里本顿的执导有着特别平淡无奇的基调，玩笑只是缓慢而来，非雨后春笋般的迅速涌现。他们仍在设法逗笑（枪战的快速剪辑对此有裨益），但正如你所知，他们不该以这样的方式逗笑的。该严肃时没有严肃起来，节奏没了。当一个十岁的孩子在偷馅饼时被一个霰弹枪轰倒在鸡窝里时，我们本该看到所有的情感反应所必需的东西：《雌雄大盗》的悲喜剧的恐惧中有的，但我们却感受不到。
偷骗帮的土包子匪头由杰夫·布里吉斯（Jeff Bridges）饰演，他，当之无愧的，在过去的一年已经挑战了许多有难度的角色（《最后一场电影》(The Last Picture Show 1971)、《富城》（Fat City)），和他才华横溢的弟弟博·布里吉斯之前一样（《艳窟大扫荡》（Gaily, Gaily 1969）、《地主》（The Landlord 1970)）。在《富城》中，人不错又傻乎乎的年轻拳击手的角色并未给杰夫·布里吉斯太多发挥的机会，倒是他的体格有些不俗的表现。他表演的方式如此悄然无息的理所当然，让你觉得你知道这家伙并能理解他。脱俗于一众年轻演员，布里吉斯轻松、自然的塑造者角色（他的父亲，劳埃德·布里吉斯（Lloyd Bridges）经常在一些拳击手的角色如《红颜泪》（The Goddess 1958）中表现出的那种方式）。这种自然让人对他在本片中塑造的这个开朗的坏蛋能毫不费力的产生同情，即使他在将成为一个新的俗套的淡漠、迅速的方式中并无太多变化的念着台词。巴里·布朗（Barry Brown）的角色则截然不同-英俊的、温文尔雅的、精心培养的他加入这伙年轻的恶棍团伙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去西部。布朗的特写镜头太多了，让他就像一个爱慕虚荣的少年，并且怪异的声调还有点像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这两个男孩组成了有趣的组合-糊里糊涂的下层人和光鲜的、受过教育的卫道士-即便这种对比被傻傻的结尾抛弃了。
本顿作为导演的优点-显示出他与生俱来的温柔的-在一场安静的戏中来的最好，十岁大的孩子给这伙人阅读《简爱》的无对白戏中。但作者并不相信感性，就像在《大逃狱》中，他们就是不能留下什么，导致那部影片无所适从，自我毁灭。怪诞的写作让人有成就感，然而，这伙孩子的遭遇中最致命的滑稽是与一伙肮脏、鲁钝的歹徒的之间的，这伙歹徒由老乔（David Huddleston饰演）领导，他是个咆哮的恶心的自大狂，像W.C.菲尔兹的角色。他是最有讽刺性的人物，任何在电视上看过乔·曼凯维奇（此处名字“乔”的双关）都能感触到的，绝妙的讽刺画-可能是最有趣的肖像-黄金时代的电影导演。不知怎的，电影导演在要做导演时从来都非常无趣：也许本顿和纽曼让这个样的角色充当歹徒头目是有正确的考虑的，土匪或者海盗的浮夸的自负与好莱坞的赢家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老乔听到对年轻歹徒的把戏的赞誉时，他证明了他是如何把这些把戏传授给年轻人的，“我是这个板块上最老的妓女”。本顿和纽曼作为年轻导演，有些麻烦。我不明白他们的超道德论是指为谁准备的-有那种他们想象中的理想观众么？这些才华横溢的家伙为什么非要把天赋挥霍得一文不名，非要去取悦那些虚无的什么都不懂的蠢货们-他们自己在杂志上写的东西对塑造他们负有责任。人们到底要怎么面对自己都无法摆正位置的自己的才华？这并不是电影业里常见的问题。
1972年10月7日
